泥土里长出的“友谊之桥”

2026年5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发表致辞，正式启动2026-2027年“中俄教育年”系列活动。此举为深化两国艺术与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加稳定和持续的机制保障。作为一名留学人员，我也在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两国的艺术教育交流添砖加瓦。

角色的改变

2024年夏天，我完成硕士阶段学习，被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录取，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身份转换的那一天，我专程去拜访了时任美院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孙锋。

我向他汇报了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以及参与教学的想法。他听完后，没有立刻作出评价，而是合上手中的文件。那一刻，我有些紧张，担心自己的设想会不会显得过于理想化。

就在我准备继续解释时，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了一句：“小柳同学，从今天开始，你的角色变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你不再是学生，而是学术工作者——也是美院的教师了。”

随后，他的语气更加认真：“完成博士阶段的科研任务是基础。但你应该多发挥自己的优势，为俄中学术交流做一些真正落到实处的事情。”

这番话，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自身角色的变化。也正是那一刻，我开始认真思考：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中俄艺术交流究竟还能以什么方式继续向前？

一个由来已久的设想

学生时代，我便对20世纪50年代中苏美术交流史格外关注。“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等历史事件，在专业课程与前辈回忆录中反复出现。那一代的中国艺术家，正是在这样系统而密集的课堂训练中，完成了造型方法与艺术观念的重要转变。

进入教学岗位后，我愈发意识到：真正有生命力的交流，并不是发生在仪式或展览中，而是在课堂里，在反复推敲结构、比例与体量的训练过程中。这样的课堂，在现实教学中已经久未重现。我希望能通过自己设计的交流活动，再现这样的训练课堂。

在筹备与国内高校的教学交流活动时，我最先想到的人选，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的弗拉基米尔·布罗达尔斯基老师。我们早在2019年便已相识，那一年他受邀参加四川美术学院主办的“世界之眼·发现重庆”活动，我也参与其中。他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全情投入的教学态度，给在场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后，我找到广州美术学院，与范智瑜老师就开展教学交流进行了多次讨论。我们一致认为，交流课程应当真正融入国内高校既有的教学体系，而非以短期展示的方式出现，在不打断课堂节奏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补充示范与方法论讲解。经过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的教师团队多轮的线上会议，我们对课程结构进行了反复推敲。与此同时，学院在行程协调、课程安排、工作条件保障等方面给予了细致周到的安排，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课堂里真实发生的场景

当真正走进课堂、站到转台前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设想终于从讨论变成了必须承担结果的现实。

2024年9月，在广州美术学院，我与布罗达尔斯基老师一同开展了《等大人体泥塑》教学工作坊，以及《中俄具象雕塑教学与创作对谈》专题讲座。

课堂上，我们采取并行示范的方式，一边塑造，一边讲解结构与比例关系。学生围在转台四周，课堂交流在中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但更多时候，交流发生在对作品的反复比较与调整中。

布罗达尔斯基老师在课后对我说：“学生的基础非常扎实，对体量和结构的理解，比我想象中成熟得多。”他环顾了一圈教室，又看了看窗外的教学楼，认真地说：“不只是学生。你们的教学楼、工作室、设备配置，都非常先进。这些年中国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很多地方，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这并不是礼貌性的赞扬，而是一位同行在对比现实后作出的判断。

泥土、工具与语言里的“力量”

教学过程中，我们很快注意到材料与环境的差异对创作的影响。广州的湿热让塑泥比俄罗斯更柔软，手指压下去，回弹得更慢。示范时我们不得不放慢节奏，否则形体很快就会塌下来。

进一步比较后我们发现，广州使用的塑泥在粘性与颜色上，与俄罗斯常用塑泥存在明显差别，加之空气湿度较高，塑泥的变化更加敏感。为此，我们与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师反复沟通，根据课堂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塑造节奏与示范强度，使示范过程既符合材料特性，也尽量贴合学生的理解进度。

正是在这种反复调整中，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课堂里的每一次示范，其实都在同时回应环境、材料以及学生的观察节奏。

有学生对我们随身携带的雕塑刀产生了兴趣，反复询问工具来源。我便向他们介绍，在苏里科夫美术学院，一年级就设有制作雕塑刀的课程，许多工具由学生亲手完成。“这不仅是工具制作，也是一种关于体量与手感的训练。”

学生们开始从工具的角度，重新理解造型训练的意义。

此时此刻，语言不再是障碍。有学生尝试用并不熟练的俄语向布罗达尔斯基老师问好，他笑着回应：“重要的不是标准，而是愿意开口。”这句话很快在课堂上被赋予另一层含义——在造型训练中，迟疑往往比错误更消耗勇气，只有先动手，作品才能在不断修正中逐渐清晰。

从一堂课到一项制度

2025年初，这次为期10天的课堂实践被系统整理成完整材料。此时，孙锋已调任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工作。在他的陪同下，我第一次正式走进这座代表俄罗斯艺术最高学术权威的殿堂。在相关汇报会上，我们围绕“以课堂为核心的中俄雕塑教学合作”展开讨论。

时任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代理主席瓦西里·采列捷利在听取情况介绍后，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授课的历史，特别提到马尼泽尔、凯尔别利、克林杜霍夫等雕塑家的课堂实践，并指出：“那一时期，苏中艺术交流最有力量的部分，不在展览，而在课堂。”

他评价说：“这次在中国高校开展的示范课程，并非一次简单访问，而是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教学探索。基于真实课堂情境的交流方式，有助于双方在教学与研究层面逐渐形成更稳定、也更可持续的合作机制。”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未来合作中，课堂应成为双向运行的教学空间——既要有俄罗斯艺术家走进中国高校的教学实践，也要有中国教师与学生走进俄罗斯艺术院校的课堂与创作现场，在彼此观摩、共同实践中加深理解，使交流真正成为互学互鉴、双向互动的过程。

基于这一认识与前期实践成果，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随后决定，于2025年组织代表团参与中国美术高校的雕塑教学示范与专题讲座，将此前以校际合作为主的课堂实践，正式提升为由国家级学术机构参与支持的教学行动。

让艺术走进公共空间

如果说课堂中的交流更多发生在专业体系内部，那么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实践，则让中俄文化交流真正走向社会公众，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

2024年8月，我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喀秋莎”一周岁的推文，心中感到格外亲切与喜悦。“喀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的孩子，经俄罗斯民众网络投票得名。对我而言，这个熊猫家庭本身，正是一座生动而温暖的“友谊之桥”。

也正是在这一触动之下，我萌生了以熊猫一家为原型进行雕塑创作的想法：希望通过更加亲近、温和的艺术形象，让中俄友好关系以更贴近公众情感的方式进入城市空间。作品以家庭为主题，弱化宏大叙事，更强调陪伴、守望与生长的日常意象，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在作品中获得亲切感与情感共鸣。

在此之前，我从未以熊猫作为雕塑创作的题材，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为此，我开始频繁前往莫斯科动物园，通过速写与拍摄记录熊猫的动态以获取创作灵感。渐渐地，熊猫馆的工作人员也熟悉了我的面孔，曾好奇地问我为何总是在这里画熊猫。我笑着回答：“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中俄友好的使者。我想以它们为题做一件雕塑，正在积累素材。”

同年12月，雕塑作品《友谊之桥》被莫斯科动物园永久收藏，并安置于游客频繁往来的公共区域。作品落成后，我多次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在雕塑前驻足合影，也有游客围绕作品交流熊猫的故事。那些看似平常的互动场景，却让我深刻体会到：文化交流并不只存在于学术论坛与官方仪式中，更体现在城市空间里自然发生的交流瞬间。

在那一刻，艺术不再只是展厅里的作品，而是成为连接人与人、连接不同文化情感经验的媒介——泥土的温度，从课堂走到了街角与人群之中。

在历史中寻找当下的回应

2025年，恰逢马克西莫夫来华教学70周年，9月，中国美术馆举行了康斯坦丁·马克西莫夫作品捐赠仪式。这一时间节点本身便具有特殊意义。1955年至1957年，马克西莫夫作为顾问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帮助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油画教学体系。“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培养的一代艺术家，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进程。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将知识与方法播撒到异国土地上的教育者。

在此次捐赠中，我将原创雕塑作品《播种者——马克西莫夫》及9件马克西莫夫的绘画作品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其中包含他在中国教学期间创作的写生作品，如《齐白石》《北京大街》《北京四合院》等，具有重要史料与艺术价值。

多年来，我有意识地搜集与那段中苏美术交流历史相关的文献与作品资料，也逐渐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些承载着时代记忆与学术价值的材料，更适合进入国家公共收藏体系，得到系统保存与研究。因此，当捐赠的机会出现时，我丝毫没有犹豫。

在创作《播种者——马克西莫夫》时，我的内心始终带着几分忐忑。作为一位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苏联专家，如何在雕塑中呈现他的精神气质与教育风范，对我而言既是创作上的挑战，也是学术上的责任。为此，我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并在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向多位前辈与同事请教，进一步了解他在美院任教时期的教学方式与创作经历。最终，我选择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刻画这位艺术教育家的沉稳气质与学术品格。作品并非简单的肖像再现，而是一次回应——以当代艺术工作者的身份，向那段中苏美术交流史致意。

这次捐赠受到中俄多家媒体与机构的关注与报道。对我而言，传播的意义并不在于声量本身，而在于让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交流记忆，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在捐赠仪式现场，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的一段话令我至今难忘：“家国情怀不是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担当。”这句话恰恰点中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无论是整理历史、完成创作，还是将作品与文献无偿交付国家保存，这些看似具体而细微的选择，背后所指向的，其实是一种对文化传承的敬畏与责任意识。

更让我触动的是，这个评价将当代青年艺术工作者与前辈之间的精神脉络自然连缀起来——从马克西莫夫当年跨越国界来华教学，到今天对那段历史的回应与延续，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始终如一。

让交流成为一种日常

回望近两年的工作，从课堂示范到雕塑创作，再到艺术史层面的梳理与回应，我愈发体会到，“留学报国”并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一件件具体而持续的实践之中。艺术交流也并非一次活动的完成，而是长期的积累，它存在于雕塑示范的细节里，存在于课堂上反复推敲的结构判断中，也存在于公共空间里那些不经意的驻足与回望。正是在这些日复一日的教学与创作实践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才得以悄然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作为一名在海外从事教学与创作的青年艺术工作者，我愿意把这些看似琐碎却真实发生的工作，当作一种日常去坚持。

正如一座桥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往来中逐渐稳固——而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每一次触碰泥土、每一次推敲形体、每一次与学生或公众对话时，让这座“友谊之桥”多一点真实的温度。（作者 柳洁修系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教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9期）